沙尘暴“卷土再来”，科学治沙任重道远

原标题：沙尘暴“卷土再来”，科学治沙任重道远

近来，北方多省市黄沙漫漫，数十年来未曾进入人们视野的沙尘暴再度来袭，引发了公众对于防沙治沙问题的关注。过去几十年中，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努力，我国治沙问题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此次沙尘暴的再侵袭，说明治沙之路仍漫漫。

其实，早在1979年，我国政府就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此后又陆续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有效改善了北方沙区的生态环境，使得“地变绿”“尘变少”，基本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这些成果很大一部分可归功于防沙治沙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

多年的防沙治沙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要看到，成果背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非常重视植树造林的作用，它在阻挡风沙、保护农田、改善环境方面贡献巨大。然而，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权衡考虑长期气候变化、水资源、林分密度、人为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过去10多年来，北方很多地区的人工林出现了大面积死亡问题，比如2013年至2014年，河北张家口坝上曾出现上百万亩防护林濒临衰死，辽宁章古台的樟子松人工林也曾出现衰退性枯死、枯顶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缺水。沙区造林耗水量大、地区土壤水和地下水位下降、极端干旱天气、治沙项目水指标较少等因素的影响叠加，都导致水资源成为防沙治沙中最关键的制约因素。

在防沙治沙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水资源承载问题，不考虑水资源承载力而随意造林必然会导致防护林的衰退死亡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努力做到“以水定绿”，协调造林与耗水的关系。根据我们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的研究，在东部沙地与林草交错带地区，要施法自然，营造“疏林草原”式生态系统，平衡生态与水的关系，以更好地维持治沙、生态服务与生态稳定的关系。

提高北方沙区防护林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考虑水资源的配置问题，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通过间伐降低林分密度也是维持防护林长期发挥服务功能，增强其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我国不少地区早期治理土地荒漠化的过程中，急于求成而使沙区植树造林的密度过大，随着树木生长，加之后续管理跟进不及时等，就容易出现树木衰退、死亡等问题。

因此，在造林时适当降低林分密度，对治理效果有积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增强林分的气候适应性，坚持林草结合、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才能降低林分的衰退和死亡的风险。

还有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即防护林的死亡。以坝上、章古台出现的防护林死亡为例，尽管其与造林密度、耗水量有很大关系，但我们也要改变传统的“防护林死亡就是不好的”定式思维，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思维认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目前，我国治沙区造林以杨树为主，其寿命相对较短，死亡也属于正常现象，而这些树种在造林地区多数无法自然更新，需要人工促进更新造林。此外，有些地区通过人工营造防护林，改善了区域小环境，地表灌木或草本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沙地固定了。在此情况下，人工防护林的正常死亡可以为林下的灌草提供更多的水分供应，对整个生态系统来说也具有稳定性。

回到近日的沙尘暴事件中，还应该看到，此次北方多地出现的沙尘暴起源于蒙古，并在我国北方加强。沙尘暴是不分国界的，根据多年来专家的研究估计，蒙古国中南部戈壁荒漠提供了亚洲沙尘29%左右的沙尘物质源，由于我国处于下风向地区，经常会受到来自蒙古国跨境沙尘暴的危害，对我国造成较大的经济社会损害。

另外，蒙古国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矿产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约80%的土地正在遭受着各种程度的荒漠化问题，荒漠化灾害风险依然非常大。然而，蒙古国的经济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对荒漠化的治理能力也较弱。长期以来，我国对本国范围内的荒漠治理与沙尘暴起源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也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防沙治沙体系，但由于国界的限制，对蒙古国荒漠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相对较少，缺乏对两国的荒漠化与沙尘暴防控方面的系统性科学研究。因此，若能加强中蒙荒漠化与沙尘暴防控系统性研究与科技合作，建立起跨越中蒙两国的荒漠化防治体系，加强对草原和重要生态区的保护，将会在一定程度减轻沙尘暴对我国的危害。

治沙是个大题，也是个难题。从我国几十年的治沙实践中，我们能看到“喜”的一面，也要看到“忧”的一面，才能尽快实现对症下药、科学治沙。（时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