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真问题，求得真学问

原标题：研究真问题，求得真学问

每年四五月份，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一方面要应付求职过程中的笔试面试，另一方面还要准备毕业季的论文答辩，可以说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即便收到了用人单位的接收函，但如果在论文评阅中出了问题或者答辩未通过，就意味着前期找工作的努力几乎全部归零。假如真发生了这种情况，学生、导师甚至是学校也没有办法，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修改论文，等待下半年重新答辩了。

在此期间，老师们的日子也过得不轻松。这两年社会上对学生论文高度关注，为杜绝和整肃学术不端行为，各高校也是各显神通，原本只是抽查部分学生的论文送校外进行盲审，如今要求所有学生论文都要外审。老师们在正常的教学科研之余，还要完成审阅来自全国各地同专业学生论文的任务，邮箱里或送审平台时不时地就会有待评论文等着你，再加上截止日期的限制，所以老师们在这段时间里也会格外忙碌。

从所评阅的论文来看，属于上乘者，有，但是不多；少部分论文会让人有不忍卒读之感；当然，绝大部分的论文写得还算中规中矩，从题目设置到框架结构，从概念辨析到资料运用，基本上都符合论文的规范要求。但是，学生的论文似乎更多流于形式，至于其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在论文中也会有所述及，却不过是因应“论文规范”的要求使然，所以这样的论文其生命力注定不会长久。由此而形成的局面就是每年毕业生无数，也会盛产大批论文，但真正有学术贡献与创新意义的却为数不多。

如何才能写出耐读且有生命力的文章呢？或许那些给我们留下经典论著的学者们的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镜鉴。梁漱溟先生讲述治学经验时，曾特别强调自学的重要。他说，自学就是要自主自动地学，而不是被动地读死书，死读书。而他终至于能“滥厕学者之林”，其原因一是因为有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却也从不偷惰；二是由于环境好，机缘巧，他的父亲能给予他宽松的环境，让他能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于行事”。

阅读自是自学的最主要的途径，梁先生说他的阅读，是完全出自他自发的兴趣，而他最得力受益的是报纸杂志，“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的阅读，常是从报纸杂志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才觅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也都是如此。”因为他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作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我的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的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报纸杂志引起来。”

梁先生总结他自身自学的体会，认为“学问必经自己求得者，方才切实有用”。而他之所以能沉下心来去求学问，是因为他有自觉的“向上心”，驱使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也可说是中国问题。从人生问题的追求，使我出入于欧洲哲学、印度宗教和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的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他之所以对佛法产生研究的兴趣，正是因为他要解决心中所存的问题所致。在回忆他的“过去”时，他曾说起过个人的研究随问题转向的过程。

他在清末时受爱国心的驱使参加过革命，民国成立后，因其反对私有财产，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之后渐渐开始转向了佛法，由此开始了对佛法的研究，并写出了“究元决疑论”，借西洋哲学来解释佛家的道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东方杂志》上读到梁氏的论著后，遂聘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后来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在北大教书时写著的。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梁先生在学界的地位。

笔者在探讨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问题时，之所以不惜笔墨介绍梁漱溟先生的治学经验，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研究”，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对人生或社会问题缺乏必要的真正的关切，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是自说自话，空洞无物，既无理论上的创新，对解决实际问题也无助益，自然也就不受评阅老师与读者的待见了。由此观之，我们的学生须沉下心来，去研究真问题，以求得真学问，写出能让评阅人怀着愉悦心情读下去的文章，又能使自己顺利毕业，这样于人于己两相便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