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父母”恩深似海

原标题:蒙古族“父母”恩深似海

◆2008年9月，姚克成探望蒙古族母亲

姚克成

我是一个年近七旬的汉族人。有生以来，被我称作“爸爸”“妈妈”的人只有六位。其中，两位是我的生身父母，另四位分别是我的岳父母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蒙古族牧民夫妇，爸爸叫芒莱，妈妈叫瑙尔吉玛（孩子们亲切地叫她“瑙茂”）。

这两位蒙古族牧民父母是1972年我在他们家进行蒙古语实习时认下的。当时，我是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专业的二年级学生。那年5月到8月，我们专业的四十多名师生在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的三个生产队进行了为期三个来月的蒙古语实习。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分到了乌日根塔拉大队的蒙古族牧民芒莱家里。那一年，芒莱大叔54岁，他的妻子瑙尔吉玛46岁。

出于尊敬，当时我把芒莱大叔称作“阿布”（蒙古语“爸爸”之意），把瑙尔吉玛大婶称作“额吉”（蒙古语“妈妈”之意）。当时，与他们住在一起的，除了他们的三位尚未成家的子女之外，还有芒莱爸爸的二弟巴拉珠尔和弟妹田喜。离开那里以后我才知道，巴拉珠尔叔叔和田喜婶本来都是旗里的干部，文革期间受冤枉回乡变成了牧民。

三个来月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使我的蒙古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我从芒莱爸爸和瑙茂妈妈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中和课堂上难觅的美德和知识。芒莱爸爸不仅是一位勤劳、耿直和畜牧业知识丰富的牧民，而且语言也非常生动活泼。他教给我的那些关于牧业生产和气象的谚语格言我至今未忘。

我们在阿巴嘎旗实习时内部有纪律：在牧民家吃饭要付钱付粮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及不许购买统购统销的畜产品。

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在我家吃了午饭，离开我家时交给我五角钱和半斤粮票，让我转交给芒莱爸爸。这可让我犯了难：不单是这个任务不好完成，就是“他让我把这钱和粮票给您”这句话，我也不会用蒙古语说啊！因为一句话中出现了“他我您”三个人称代词。

当我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直译成蒙古语时，芒莱爸爸先笑着纠正了我的表达错误，接着又对我说道：“孩子，学习语言千万不可羞口，要大胆地说！即使你说的是错的，听到的也是对的。”这句话后来变成了我向学生们传授蒙古语学习体会的名句之一。

三个月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启程回京的那天早晨，按照当地蒙古族牧民的习俗，爸妈给我准备了好多的奶食，有的是让我当时吃的，有的是让我带回北京送给亲友的。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给我做了一碗专为远行的家人饯行的奶食。我不知道那种特殊奶食的蒙古语名字，只记得那碗奶食是用奶皮子、黄油、炒米和白糖等美味搅拌而成，好吃极了。当我们师生乘坐的马车离开大队准备上路时，我们师生和特意赶来送行的乡亲们几乎都哭了。

从那以后，我和芒莱爸爸一家的联系不断，因为我忘不了他们的似海恩情。自从1972年8月我们离开阿巴嘎旗以后，我又先后去看望过他们七次，每次看望，都让我心潮澎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次看望是在1975年春季，我到锡林浩特出差，工作结束后专程来到了阿巴嘎旗，在旗里托人给芒莱爸爸带去了口信。他老人家得知后连忙搭乘生产队的拖拉机从七八十公里以外的乡下赶到了旗里，先是带着我在商店里买了不少食物和日用品，第二天一早就和我搭乘那辆拖拉机回家了。回家途中，芒莱爸爸高兴得又说又笑，还向同行的人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干儿子……”

那次回家，我在家里住了三天。三天期间，除了帮助爸妈干一些零活和陪他们聊天以外，还去看望了我们同学们住过的部分人家。告别时，芒莱爸爸送给了我一条蒙古包的围毡，说是给我亲生父母当炕垫用的。瑙茂妈妈送给了我100尺布票，说是给我结婚使用。

这次见面以后，我和芒莱爸爸一家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书信联系和互相帮助。记得在1977年秋天，芒莱爸爸托人给我带来了八九斤驼毛。我先拿出部分驼毛孝敬了自己的长辈，又用剩下的驼毛做成了用轻又暖的冬服、坎肩和垫子。看到至今仍在使用的驼绒垫子，我不禁睹物思人，芒莱爸爸和瑙茂妈妈的音容笑貌，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第二次看望是在1993年7月23日，我和一位日本朋友到内蒙古旅游。我们一起专程去阿巴嘎旗的乡下看望了瑙茂妈妈。陪同我们一起前去探望瑙茂妈妈的还有巴拉珠尔叔叔和田喜婶婶。

当时的牧民生活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通讯还是相当落后，除了乡镇所在地以外，乡下的牧民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我们也没来得及托人给瑙茂妈妈带去口信。尽管如此，瑙茂妈妈看见我走过来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她口中喃喃地说道：“我的孩子，你还是老样子啊！” 十八年过去了，妈妈竟然还能认出是我，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我们在瑙茂妈妈家停留了一天一夜，白天在小妹妹的牧场里游览、骑马，晚上睡在了他们的蒙古包里，盖的是从未使用的新毛毯。我的日本朋友给我们拍下了不少的照片，第一次用照片记下了我们在一起的动人场面。

临走时，妈妈非要给我200元钱，我不敢拿，因为我1993年7月工资条上的实发金额是268.94元。在巴拉珠尔叔叔和田喜婶婶的一再劝说下，我才用颤抖的双手毕恭毕敬地接下了这200元钱。

第三次看望是在2008年9月12日。我去锡林浩特市参加中国蒙古语言文化暨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会议期间逃会一天专程去看望了瑙茂妈妈。陪同我前往的是巴拉珠尔叔叔的儿子——我的弟弟巴根那。从第二次探望以后，又是十五年过去了，巴拉珠尔叔叔和田喜婶婶也都过世了。

因为听说瑙茂妈妈和我的小弟弟额尔敦陶格陶呼住在一起。而出发前我们和额尔敦陶格陶呼没有联系上，所以我和巴根那弟弟驱车七十多公里，从旗府新浩特赶到乡下的额尔敦陶格陶呼家时却撞上了门锁。再一打听，才得知弟弟带着弟妹去旗里看病，妈妈又住到额尔敦其其格家去了。

瑙茂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好，只是有些耳背。我们走进妈妈住的那顶蒙古包时，她老人家正在床上休息，看见我们进来，开始并没有认出我来，经老妹妹几句介绍，很快想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异常喜悦的目光。我坐在瑙茂妈妈的身旁，拉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的听力不太好，说话的速度也很慢，但是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容，看来是真得认出了我，而且很高兴。

第四次看望是在2010年7月18日，我去正蓝旗参加“中国蒙古国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蒙古问题研讨会”。会议开始前特意带老伴和巴根那弟弟一起去阿巴嘎旗看望了瑙茂妈妈。看到妈妈身体很好，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我老伴是第一次拜见瑙茂妈妈。瑙茂妈妈的善良和慈祥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弟弟妹妹们听说我带老伴来看妈妈后都很高兴。我们簇拥着妈妈照了一张合影，妹妹和妈妈都穿上了崭新的蒙古袍，大家笑得特别开心。回京以后，我先把这张合影放大成A4纸大小的照片，按照照片的人数保证每家一张，又特意给瑙茂妈妈写了一封蒙文信，连同这些合影照片一起，用特快专递给阿巴嘎旗的弟弟妹妹们寄了过去。这张合影记录了那幸福的一刻，是我献给瑙茂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最好的礼物。

第五次看望是在2012年9月13日，我去锡林浩特参加第二届元上都遗址与文化研讨会。会议开始之前又和巴根那弟弟一起去阿巴嘎旗看望了瑙茂妈妈。如同以往一样，我们每次去看望瑙茂妈妈，都会给她老人家带去一些礼物。巴根那弟弟不仅多次为我看望瑙茂妈妈提供方便，就是和我同去也从不空手。对此，家中的弟弟妹妹们对我说过不少表扬巴根那弟弟的话。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是牧民。他们都很朴实，不会说假话。

第六次看望是在2013年5月28日，我专程去了一趟阿巴嘎旗，为的是去看瑙茂妈妈和弟弟妹妹们。瑙茂妈妈年岁大了，在乡下生活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住到了小弟弟额尔敦陶格陶呼在旗里买的楼房里。

我在小弟弟家和老妹妹家里各住了两天。一方面可以陪着瑙茂妈妈聊聊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搞一点社会调查和摄影。老妹妹仍然住在乡下的房子里。这次专程去阿巴嘎旗的收获最大，不仅了解到了弟弟妹妹们的生活情况，还参加了宝格达山的祭山活动和那达慕。还拍了不少片子、要了一篇宝格达山祭词，可谓满载而归。

第七次看望是在2013年7月17日，这次是带着故乡的亲弟弟和弟妹一起去的。弟弟和弟妹想到内蒙古旅游，还想看一看蒙古族的那达慕，于是我就带领他俩一起来到了阿巴嘎旗，先领他们看望了瑙茂妈妈，然后又领着他们去乡下欣赏了一场民间的那达慕——“瑙敏阿巴嘎·伊和高勒苏木首届阿尔鼎那达慕大会”。

这次见面时发现，瑙茂妈妈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了，不过看到我带着弟弟和弟妹来看她，看到我的弟弟和弟妹由衷地向她老人家鞠躬致敬，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眼里闪烁着喜悦的目光……

我们担心话说多了会影响瑙茂妈妈的休息，所以没在弟弟家久留，坐了一会儿就回宾馆了。没有想到，这次看望竟然变成了我同瑙茂妈妈的诀别。瑙茂妈妈于2015年1月26日无疾而终，享年88岁。

虽然在瑙茂妈妈去世前夕，小弟弟额尔敦陶格陶呼曾经打来电话说，妈妈的身体不太好，但是并没有说妈妈有何重病。我因家有急事，实在脱不开身，马上给他汇去了××元钱，表示了对瑙茂妈妈的一点心意。

可是，我怎样也没想到，瑙茂妈妈竟会走得这样匆忙，所以在得知瑙茂妈妈去世的噩耗以后，心里既悲痛又懊悔。好在听说瑙茂妈妈走得很安详，我也及时表达了自己的孝心，这才略减心中的痛苦。

世界上的好多事物都是能够用钱来计价的，可是情却不能。地球上珠穆朗玛峰最高，然而再高也有顶；太平洋最深，可是再深也有底。爸爸妈妈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敬爱的芒莱爸爸和瑙茂妈妈啊，你们的孩子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姚克成，男，汉族，1950年1月出生，退休教师，曾任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蒙古国研究会第三至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功勋研究员）、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阿尔泰语言分会常务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