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李景镇：一心当学者 不愿做“老板”
原标题:深圳大学李景镇：一心当学者 不愿做“老板”
李景镇(中)在实验室工作。受访者供图
1秒钟，能做什么？
9月8日早晨，深圳大学科技楼，76岁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景镇正和他所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就光子信息技术展开探讨。未来，李景镇希望自己的研究领域能从毫秒、微秒扩展到纳秒、皮秒和飞秒。
许多人对这些专业术语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以飞秒为例，1飞秒只有1秒的一千万亿分之一，即使是每秒飞行30万千米的真空中的光，在1飞秒内，也只能走300纳米。
在9月1日举行的深圳市科技创新大会暨深圳市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下称“大会”)上，李景镇、大疆创新创始人汪滔分别获得2014年度和2015年度深圳科技奖市长奖(下称“市长奖”)。两位年龄相差40岁的获奖者相邻而坐，不时交谈。汪滔告诉记者，自己对李教授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
李景镇所研究的课题，和时间息息相关。1964年，李景镇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研究方向是高速成像光学。1993年底，53岁的他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西安光机所”)调到深圳大学任教，为迎接“光子世纪”的到来培育人才。
从研究生到现在，他从事的研究都和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相关，即研究如何观测短时间和原子时间过程的光信息，探索“一瞬即逝”过程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图景及其变化规律，为我国现代国防和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发展作出贡献。今年，他在单次全光飞秒成像领域取得突破，成像频率已达每秒7.5万亿幅的最新水平。“因为热爱，我从未想过放弃。”他说。
李景镇经常忘记年龄，不知老之将至，“没人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自己老了”。他喜欢搞科研。长期以来，只要李景镇在深圳，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实验室。他自己说：“一到实验室就有精神。”他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现在他还为本科生上课，“我有不少忘年交，学生的朝气可以熏染自己”。
用尽一生，研究短短1秒钟内的无数奥秘。对李景镇来说，这是一份热爱，更是一份执念。“只要健康，我会干一辈子科研。”
1 “西昌病”患者
我和22名课题组成员在西昌呆了71天，因为水土不服加之紫外线强烈，很多人都消化不良、肚子鼓胀，皮肤脱皮也十分严重，我们管这叫“西昌病”。
上世纪80年代，西安。春节刚过，西安光机所某一间实验室的灯就亮了。“假期光机所没有供暖，办公室都结冰了。怎么办？我们只能烧电炉。”一项国家指令性计划，让李景镇和他的研究团队春节期间回到所里加班。
虽然天气寒冷，但李景镇的工作节奏和往常一样。深夜，光机所的实验室往往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牛憨笨(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电子光学理论和变像管诊断技术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下班已是凌晨，李景镇摸黑爬到所住的“筒子楼”楼顶，迅速洗漱，睡觉。
“年轻时，我每天都是夜里12点以后下班。”尽管条件艰苦，但李景镇却没有累的感觉，“主要是有这个兴趣”。
对于热爱的事情，李景镇的做法是——付出一切心血，潜心研究。
1958年，李景镇考入清华大学，所选专业是光学仪器。“我到清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一定要做到学习最好，所以我的付出很大，有一个学期连学校的门都没有出过，常常忘记吃午饭。”他说。
1964年，李景镇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其研究方向是高速成像光学。毕业后，他来到西安光机所，从事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研究方面的国防科研工作。1980年，他被评为副研究员，成为当时中科院和陕西省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年轻的李景镇第一次有了春风得意的感觉。
1993年从西安光机所调到深圳大学任物理系主任之前，李景镇对西安光机所的工作经历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拿到高速摄影图像数据的喜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推力捆绑式火箭的发射提到日程，可是发射起飞段漂移量的测试设备尚无着落。国防科工委决定捆绑式火箭发射的若干重要设备要自行研制，李景镇拿到了这项漂移量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
“火箭发射成功或失败都需要进行详尽分析，瞬态光学成像技术不可或缺。”李景镇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分析跳水运动员的动作可能一秒钟拍摄几百张照片就行，但火箭从点火到发射，则要用高速摄影测量仪拍摄更多照片才能看出端倪。比如发射失败了，通过照片便能看出是方向偏了，还是发射时被障碍物遮挡了等细节问题。
时间紧，任务重，李景镇和他的团队用256天的时间便完成了过去需要两年研发的漂移量测量系统，创下中国科学院完成大型军工任务最快的纪录。
李景镇至今都记得参加第一次火箭发射的场景。团队成员被分去了四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有他们的设备，条件十分艰苦。“我和22名课题组成员在西昌呆了71天，因为水土不服加之紫外线强烈，很多人都消化不良、肚子鼓胀，皮肤脱皮也十分严重，我们管这叫‘西昌病’。”他说。
1993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所长、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刘颂豪推荐李景镇来深圳开拓光学领域，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一年，他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北上，还是南下？
李景镇在深圳科技奖市长奖表彰大会上发言。南方日报记者鲁力摄
2追求“世界第一”
我的年龄和资历不允许我做一些简单的、没有水平的、重复性的研究成果，要做我就得做世界第一水平。
李景镇选择了南下。“有人劝我，你在光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了，不去北京发展太可惜了。”李景镇自己“考察”了几次深圳，他发现这座城市很有活力，政策十分宽松，深圳大学也比想象中漂亮多了，“我在深大工作，一年都不用擦一次皮鞋”。
他的太太也在帮助他作出选择。“她告诉我，母校虽好，但你的职称比你的老师都要高。不如来深圳把光学搞起来，这座新的城市不会过于制约你的科研。”李景镇听了太太的建议，举家南迁，而深圳大学优越宽松的科研氛围，让科研人员自由发挥才能的环境，也让李景镇开始了“二次创业”。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没有错。“我在西安光机所取得了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深圳，我‘搞’出了两项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他说，深圳不仅扶持创新科研项目，还能宽容失败，这是深圳能发展的根源所在。
李景镇取得两项国际领先的成果是S150超高速等待式分幅摄影机、SSF超快过程分幅扫描同时成像记录仪，前者在2006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是深圳市第一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被金国藩(我国光学信息处理的奠基人之一)、姜文汉(中国自适应光学的奠基人)等人评为“整体性能指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我的年龄和资历不允许我做一些简单的、没有水平的、重复性的研究成果，要做我就得做世界第一水平。”李景镇倾向于原始创新，他对标的是美国，“干科研如果不领先就没有意义，美国有的技术我们也应该有，而且要做得更好”。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充满竞争和挑战、对我们要求越来越高的严峻形势。”1994年，李景镇就任深圳大学应用物理系系主任，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20多年时光荏苒，李景镇在深圳大学期间相继创办了两个光学类专业、光学硕士点，积累了科研成果，为深大光学工程学科建设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三级跳，继而拿到博士后流动站奠定了基础。“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研究已自成体系，我一直在干这个，世界范围内干这么久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他说。
李景镇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计划”——前五年，他希望能够在原子时间(从10的-12次方秒到10的-18次方秒，覆盖皮秒、飞秒和阿秒三个量级时间范畴)成像领域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利用这项技术可以直接观察到原子的动态过程，对基础研究意义很大”；后五年，他准备投身于电子时间成像。
3不拿一分钱“灰色收入”
一些教授会叫学生干一些横向课题，我让学生干的都是先导性、前沿性研究，赚钱的活我一个都不干。
“20多年来，只要我在深圳，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能在实验室找到我。”李景镇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在家里容易犯困，电视看一会就睡着了，但在办公室、实验室却特别有精神。干科研还能给予李景镇自豪感。在很早之前，他就想好了，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
今年牛憨笨院士病逝后，李景镇的太太紧张了起来。“她告诉我晚上不能再干了，得陪她锻炼身体，身体才是第一位。”李景镇比牛憨笨早来深圳6年，他说，“老牛”的离世给科研工作者敲响了警钟。
幸运的是，这个“老顽童”身体一直不错。他透露，其著作已超过1700万字，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深圳完成的。因为太忙，他到现在都没有使用微信，一些工作微信群都是他太太代为加入并转达信息。
刚到深圳来的时候，李景镇曾有两年的“心理障碍期”，深圳给的工资是西安的4倍，他觉得太高了。不过，他现在也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烦恼，“给儿子买不起房”。
数十年兢兢业业潜心研究，李景镇只愿当学者，不愿做“老板”。“一些教授会叫学生干一些横向课题(纵向是指国家、省、各个部布置的课题，横向则是指企业的课题)，我让学生干的都是先导性、前沿性研究，赚钱的活我一个都不干，因为我做的不是Make Money的工作。我希望我带的博士、博士后能从事领先且原创的学术研究。”他说，自己没拿过一分钱“灰色收入”。
今年3月，深圳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力求以创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景镇对此表示赞赏。在他看来，兴趣大、身体好、深圳的宽松政策，给予了他一直干科研的动力。他认为，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我喜欢搞研究，也乐于尝试冒险的事物，深圳正符合我的性格。”
兴趣驱动创新，创新驱动科研。“有本事、有勇气、有干劲的人，都想在深圳干一场，深圳是创新者和创业者的乐园。”在李景镇看来，大疆创新便是一个典型范例，才10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便将在今年突破100亿元，这在内地城市是不可思议的。
李景镇认为，想要创新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开会、看书来学习，二是自己思考。“我现在参加会议，都是带着思考和目标去的，我会不断想，这个新事物的原理该如何运用在我研究的领域。”
同时获得市长奖，在大会上相邻而坐的李景镇和大疆创始人汪滔因此相识，并且聊了不少话题。汪滔表示，自己对李教授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李景镇则告诉记者，他和汪滔讨论了专业型教育。他说：“尽管深圳已经有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但仍有部分不足之处。人才是科技创新发展之关键，通过从小抓起的专业型教育，同时建设专业的高水平大学，可以保证充足的创新人才储备。”
-朋友圈
不乏“忘年交”常感念恩师
一脸朝气，让李景镇看起来并不年迈。古稀之年的他除了钻心科研外，依然坚持授课。他“年轻”的秘诀在于和年轻的学生多接触，并由此结交不少“忘年交”。
通过上课，李景镇和学生交流，保证思想不落后，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我都要知道。我会问学生，你们觉得老师讲的怎么样，他们都会和我说真话。”
研究原创且领先的科研成果，为深圳作出贡献，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李景镇并不觉得自己老了，“人家说我年岁大，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年轻了”。
李景镇和老一辈科学家也很聊得来。他记得，在王大珩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去世前，他只要一到北京，王大珩便会让他准备准备，汇报一下光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有一次，李景镇在探望时，王大珩让他讲讲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的某一概念，但李景镇没有带计算机，无法汇报。“王老立马让周立伟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光学领域专家)送了台计算机过来。”李景镇说，王大珩当时90多岁了，满脑子想的还都是科研。“什么是乐趣所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令李景镇印象深刻的老先生还有恩师戚康男、龚祖同和金国藩。“戚康男老师对我重点培养，带我进入光学领域，对我帮助很大。”李景镇考入清华大学，由此结识了戚康男。“虽然我当时成绩很好，6年来学业考试一路‘飘红’，但因不是团员，我没能评上优秀毕业生，心有颇有些耿耿于怀。”没想到，戚康男一直记得这件事，“他鼓励我，你不是什么‘白专道路’(指只研究理论，没有方向)，你是清华高才生”。
中国光学界元老龚祖同是李景镇的研究生导师。李景镇对他充满了敬佩、感恩之情。“纪念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将他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如同清华校训‘自强不息’一样，永不言败才能成功。”
龚祖同院士过世后，金国藩对李景镇厚爱有加。“上世纪80年代金国藩院士曾在清华教我打网球，还告诉我要精通一门外语。”这些都让李景镇受益匪浅，金国藩参加了李景镇主持的几个国家项目鉴定会后，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建议他回清华工作。
“我的这几位‘忘年交’老师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拥有很崇高的目标，同时也具备创新精神。”李景镇说。
-对话
李景镇：建议设置阶梯政策关注“夹心层”人才
南方日报：您能否从切身体会出发，谈谈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有哪些方面做得不错？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李景镇：我认为深圳对于创新创业者的配套政策已经很完善。在引进、培养和用好人才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在如何用好现有人才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其人才沉积、知识沉积不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座城市更应鼓励一些早期引进的、有激情、有特长、有贡献、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继续做科学研究，不能因为年纪大就“一刀切”。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发挥余热，继续为他们提供平台，从制度上形成少量的终身研究员和教授，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深圳对“长江学者”“杰青”和“千人计划”人才支持力度很大，对于院士的科研扶持力度也很大。但深圳对“夹心层”人才关注度略显不够，后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发挥的作用并不差。例如院士申报，候选者入围后，仍有落选可能，这便造成了“0”和“1”两个层次。我建议政府适当设置人才阶梯层次，并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
南方日报：近日，北京大学透露将在深圳开办本科教育。越来越多国内外顶尖高等学府在深圳设立分校，对此，您怎么看？
李景镇：我认为这是深圳市政府一项有远见的战略性举措。如此一来，深圳的科研工作者便能产生群体优势和竞争优势。因为这些大学不光是办校，他们也得搞科研，科研投资的增加，将使得深圳本身科研成果的转化越来越多，科研水平也越来越高。各个学校既能在科研和人才力量上抱团取暖，又能在某种程度进行竞争，这是好事情。
但在我看来，深圳不能只办高水平、世界顶尖的大学，对于大专、中专院校也应重视，要清晰其定位，让后者为深圳培养出更多应用型人才。技术教育也要得到重视，这样才能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记者苏梓威)
